中共壮大,历史,理念,社会人文环境,政治利益,生活需要

快乐的鱼儿 2016-12-02 11:27:25

[转载]【转帖】中共壮大之谜
2014-03-14 08:15:03

原文地址:【转帖】中共壮大之谜作者:五月花家庭基督教会 中共壮大之谜


谢幼田

1、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就是从家里拿一个鸡蛋到外面去卖,也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罪名;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与地狱般的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除了歌颂毛泽东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题材或说法,都会被打上反党的罪名。邓小平所开启的时代,到底使得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许多。
这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 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做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
本着这疑问,我开始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但是我怀疑,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大概比较多;于是我改读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中华民族被出卖了!就连公开卖国的汪精卫集团也远远难以与之相比!
这里要说明,在 1949 年以前,说中华民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国或者国民政府;说中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华民国或国民政府,并非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
本书能够完成,得到了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意识的赖先生及其夫人萧女士的鼎力支持,这里深表谢意。
斯坦福大学前胡佛所东亚图书馆戴天禾女士、胡镜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对写作本书提供很多帮助,特在此致谢。

谢幼田于斯坦福大学

“九一八”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阀失去了理智,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攻击。中华民族立即面对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
在对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谋远虑的战略和策略坚决抵抗,还是把某一政党的私利和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担负着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军队的任务。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为时,首先要弄明白国民党在“九一八”发生以后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所以国内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的角逐。
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象,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从来不是中国。以为中国不堪一击,打算在灭亡中国以后,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再与其它列强争霸。
日本人看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争从来是败绩;看见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武人割据而长期混乱;看见了北伐虽然统一中国,执政党内部纷争没有停止;看见了中国仍然非常的贫穷落后,谈不上任何基本的国防。以为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只能够被列强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错误的一点是,忽视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地球上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保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根源于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视以家庭为着落点,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艰难的人生享受着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追求着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和谐。这种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对于步西方殖民者后尘的“倭寇”是鄙视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会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是不需要当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从历史看,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异族的冲突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战胜,哪怕在军事上失败了,最后征服者也要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浅薄而疯狂的日本军阀怎么能够从理性上认识这一点呢?所以日本军队一开始战争,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图与英美争雄的“能量”消耗了许多。
2、为蒋介石“攘外安内”策略翻案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后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各个领袖们抛弃了一切前嫌,一致掩护已经下台的蒋介石重新主政。而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和毅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利。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照“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的剧变。
但是蒋介石的策略与苏联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国在上一世纪就和日本争夺在远东的利益而妳死我活;苏联建立以后,其远东的头号敌人仍然是日本。因此,特别需要用中国人的抵抗力量,来减缓日本的压力。所以,从“九一八”开始,苏联和中共鼓动立即抗日的调子最高。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外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具有煽动阶级斗争的苏联文化特点,这与以“仁”为核心的求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组织活动也受苏联的直接指挥,和那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把苏联当做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与中国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党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从来是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苏联的指令,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做法,全部被骂为“卖国”,至今的官方所书写的历史仍然如此,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才两个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为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吗?中共是国民政府抗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内部大患。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历史。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抗战之中,国、共之间的一切纠葛由此而起。或者为了全体中华民族,或者为了中华民族中所谓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为了苏联的利益),两个政党或明或暗地一直在进行着全面的较量。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分为两个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对外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则是间接对外的,即欲消灭内部的隐患,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3、国民政府急切又秘密地备战
直接的战争准备分为几个方面:
在财政上,需要统一币制。北伐成功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许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许多地方在军人主导下,财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方截留国税,甚至擅自铸造货币和滥发纸币,从曾国藩时代开始的征收厘金,仍然使得各个地方有变相的征收税的权利。

国民政府在 1930 年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肥厚的盐务税也在此时收归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的 1937 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一千八百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税,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6 月的统税收入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 1935 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元,实行法币:“法币有充份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份之六十七。国民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作为 1936 至 1937 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注 1 国民政府的财政统一和币制改革的成绩,是备战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紧进行着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八”开始的时候,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四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1937 年,中国的公路达到十一万一千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

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大动脉虽然早就在南北两头修筑,但是工程最艰巨的部份,始终未完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 1937 年贯通;陇海铁路原来只修筑到河南的灵宝,也在这几年之中延长到西安和宝鸡;浙赣铁路是东南铁路的主干线,由蒋介石亲自加以督促,在 1936 年完工;同时,南北纵贯山西省的同蒲铁路也完成。几年的时间,在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铁路由八千公里增筑到一万三千公里;

全国的邮政局在 1931 年不足一万所,到 1936 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多所,邮路则从四十万里增加到五十九万八千余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十五万里;注 2

为了振兴中国国民的精神,在 1934 年 2 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欲将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美德在生活中具体实施,并且提出国民生活军事化,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新生活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对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 1932 年,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内设国际组、军事组、教育文化组、经济与财政组、土地及粮食组。三十九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家;并且聘请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个小组担任专员。一大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因此投身到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国防设计”的工作中。最近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中说:“这些调查统计工作虽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但是它们在当时和抗战期间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忽视和低估。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在中国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设计委员会所编列的许多计划如「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专门人才的调查为以后资源委员会招募技术人员提供了方便,资委会初期从事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据此招募的。“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定兴建冶金、机械、燃料、化学等工业。这些措施对于后来的持久抗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堂堂中国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来防止外来侵略,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不敢公开进行,怕激怒日本军国主义者引起战争的提前爆发,因为国力非常弱小的中国,需要时间准备以便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作战:”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原巷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构‘,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原里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活动经费。“注 3 这一件事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处境的艰难,也可以见到蒋介石秘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注释:
1、黎东方着:「中华民国简史」第 401-403 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中华民国 79 年,台北。
2、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 93-96 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中华民国 67 年。
3、李学通着:「书生从政——翁文灏」第 109、116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发行,1996 年。

4、蒋介石为何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说,目前的情形内外交困,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面对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的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势力,能有其它选择么?
最重要的,是陆海空三军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将国民政府进行的国防建设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1935 年 1 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 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
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一百八十六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独立团,共约一百七十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注 4
第二,在 1936 年底,空军几乎从无到有,总计有各类飞机六百余架,飞机场二百六十二个;海军也开始建设,有大中舰艇一百余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和海防要塞,江阴、南京等要塞区,还装置了新从德国购买的重炮。
第三,确立战略大后方,蒋介石在 1935 年视察川、滇、黔三省以后,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和人力资源都极为充沛,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第四,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并且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
除了以上的直接战争准备以外,还有间接的准备,就是安定内部,特别是处理既有苏联背景,又有一点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问题。
要抵御日本人的侵略,必须有一个内部团结安定的环境,即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各个阶层民众的团结。有了安定的内部,凭着中国的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国土,哪怕日本军队一时的强大,中国也一定能够获取胜利。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大团结,在 1931 年“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10 月,胡汉民和居正等国民党重要元老被南京释放,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聚集起来,共同谋划国民党的团结。1931 年 12 月 5 日,分裂的南京、广州两个中央分别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12 月 22 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选出了包括各方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到了 1935 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分裂的“西南”终于取消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大家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真正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大团结。

但是国家最重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从来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基本宗旨。

当 1931 年“九一八”日军开始正式侵略中国,抗战发生的时候,国军不得不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威胁南昌;11 月,正式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国家和临时中央政府;12 月,当“一二八”抗战爆发,中共乘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七个省全面出击,威胁武汉,控制地区达到大约二十万平方里左右。

内外受敌的国民政府怎么办呢?
蒋介石在 1932 年 6 月在庐山提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著名政策。蒋介石根据历史的教训,非常明白中共统帅武装力量的严重性。他说道,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蒋介石认为目前的情形很像那时候,内外交困的结果,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蒋介石说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注 5 面对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的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势力,能够有其它的选择么?

于是,对于中共中央的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第五次成功了,中共不得不逃亡到四川西部的极为荒凉的地区,后来毛泽东率领一部份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高岗会合,得以继续生存;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失败以后,也到达川西;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也不得不到达川西与他们会合,后来都开拔陕北。
1935 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军队也空前地团结起来,一致取得共识,各路的几十万大军已经三面将陕北根据地包围起来,并且准备一举歼灭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完全终止了蒋介石的即将成功的安内政策。
注释:
4、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 11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北京。
5、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争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 41-42 页。

5、粉碎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为战争准备刚刚开始,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在抵抗之余,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时间,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策略除了进行以上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以外,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为战争准备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对于日本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抵抗之余,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准备的时间,这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这样做,在后来常常还要忍受被中共骂为“不抵抗”、“卖国”的罪名。

有名的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日本军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事端,1 月 28 日,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的指挥之下奋起抵抗。第一天就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夺回了北上海车站;然后连续几天,虽然日军兵力达到一万多人,日军一无所得,而不得不更换指挥官;接着以争夺吴淞要塞为中心,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日本军队有飞机、坦克、战舰,中国军队却以血肉之躯阻挡日本的现代化武器,使得日本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却仍然不能占领吴淞炮台,于是日本军队继续增兵,再度撤换司令官;蒋介石则命令精锐的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开赴上海增援。日本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全线发动大进攻。

经过激烈战斗,根据日方后来的统计,仅仅在中路,日本军队第九师就伤亡八百余人,中国军队则伤亡一千余人,日本人发动的两次总攻击都失败。日军再次更换司令官,兵力增加至八万人,在 3 月 1 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侧翼受到威胁,补给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为了免于被包围,全线撤退。

这次战争,虽然中国军队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大得多,但是打击了日本军阀的嚣张气焰,破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中国人的尊严和气节。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开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日益消耗着其各种战争准备的能量,而不能用在与其它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基本目的上,最终导致失败。

不久之后,在 1933 年初,日军占领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个重要关口抵御,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在长城的榆关,即山海关,在 1933 年 1 月 1 日,日军蓄意一再挑衅,战争随即开始。中国守军为何柱国所指挥的第九旅,竟然以一个团的不足两千人,与日本的现代化武器所武装的三千多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再次显示了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精神,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在占领山海关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热河全省,并且进一步南进,在热河、河北交界处的长城各隘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在 1933 年 3 月 10 至 11 日,在喜峰口,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第十四旅展开肉搏战,双方死伤惨重。在 11 日凌晨,大刀队潜入敌人炮兵和骑兵阵地,用大刀猛砍,毙伤日本鬼子六七百人,阻挡了日本的前进。虽然中国军队伤亡达五千余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震惊了全世界。

在罗文峪,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国军猛攻。英勇的中国军队却等日军接近时,用大刀与日军肉搏,使日军败退数公里。

古北口之战,关麟征中将连挫日军的攻势;南天安门之战,黄杰将军率部奋战六昼夜,阵地巍然不动;由商震统领的三十三军,在冷口与日军第十四旅团反复争夺,最后将日军驱逐到十几公里以外。只是由于日军改变策略,从山海关越过长城长驱西进,中国守军不得不放弃长城。
经过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粉碎了,大大提高了全面抗敌的信心。
但是,在淞沪抗战换来的,是妥协的三条停战协议,上海成为了不设防的城市;长城抗战的结果,是签订塘沽协议,同意了日本军队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这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定,许多青年不理解是理所当然,但政客却乘机鼓噪,中共的各种书籍至今仍然在责骂蒋介石“不抵抗”、“亲日”、“投降”等。
6、蒋介石战略眼光不为学生理解


九一八后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争。热情的学生不理解政府争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宣战,就等于自杀。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如丁文江、蒋廷黻等都理解和赞成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们的理性的见解大多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胡适着文写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送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1914 年时比利时全国被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 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注 6

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争,历史已经证明了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当事人之一的何应钦几十年以后,以战略观点总结道:“领袖处此内外交攻之下,而不轻言宣战者,绝非冀图苟安,或个人有所畏惧,实以内乱待平,国力未充,不容以国家安危,作贸然之举措。其苦心孤诣,应钦知之最审。诚如本书所言,若非领袖不计个人毁誉,但求有利于国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换得自‘五三’至‘七七’九年备战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建设!倘若无此九年国力建设,何能持久抗战?抗日胜败之关键,端视中国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实奠于领袖之忍辱负重,换得备战时间。”注 7 但是当时的青年人并不理解。

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热情的学生当然不可能理解政府秘密备战,争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
“九一八”过后十天,京沪的请愿学生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殴打成重伤;北京各学校有二千学生欲南下请愿,他们占领了车站上所有的列车,使得站长不能办公,交通也随之中断;北京、上海的学生甚至成立组织,要步行到东北参加马占山所领导的义勇军;青年学生所敬重的蔡元培,一直出面劝导学生,他也在 12 月 15 日被北平南下的学生按在地上殴打,等等。

如果蒋介石没有理性而冷静的战略眼光,如果没有对全体民众的责任感,就会讨一般民众之所好,捞取政治本钱。蒋介石敢于坚持自己的战略构想,哪怕付出被辱骂的代价。

其实中国的学生和民众是很识大体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开始以后,大家的热情就变成支持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抗战,反政府的学潮也逐渐平息。

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几年之间,国民政府一面准备战争,加强各方面的建设,一面忍辱负重,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进行“安内”,对付因为日本侵略而乘机扩大地盘,并且仍然要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国共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武装对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如此呢?必须先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宗旨。

我们以至今发表的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发表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贡献或过失。


注释:
6、杂志「独立评论」第 44 号第 4 页,胡适文题目「我们可以等侯五十年」。
7、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争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 3 页。

7、苏联做出沙皇在中国不敢做的事情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所获一切利益。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与孙中山联合确认加拉罕声明有效的越飞,早就得到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声明,他便欺骗孙中山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着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国文化的变种,这个政党不遗余力为外国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如此,苏联继承着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借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图在东方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世纪的空前悲剧。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赤裸裸地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苏联的侵略,却是以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进行的。
例如:斯大林在 1918 年 11 月,以「不要忘记东方」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把东方被压迫者反抗西方列强,作为俄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 1920 年,列宁在他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注 1 列宁在这里也把俄国政权的成败与东方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把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
在 1919 年和 1920 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庚子赔款等等,极为广泛地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基础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第二点就是苏联重申对加拉罕声明的承诺。

加拉罕第一次声明说:“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矿产、林业的权利,及其它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

第二次声明时,苏联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已经有所改变和保留,但是仍然声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注 2

可是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正是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并且重新确认加拉罕声明继续有效的越飞,早就已经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的声明。

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点难办的越飞,致苏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说道:“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 1919 和1920 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掩护者,不过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为我们的全面失败。”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的节录。注 3

越飞当然不可能改变苏共中央的决定,老练而狡猾的越飞只好欺骗孙中山先生,欺骗所有中国人,继续做出空口的承诺。不仅仅老沙皇在中国强占的利益没有放弃,而且苏联做出了沙皇在中国所不敢做的事情,在 1922 年派兵占领外蒙古,终于使得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注释:
1、解放社编:「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1950 年。
2、司马璐编:「中共党史资料集粹」第 264 页、282 页,自联出版社,香港,1978 年。
3、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第 86 页,大东图书公司,台北,中华民国 86 年(1997 年)。

8、苏联共产党一手操纵筹组中共


现在公布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直接派人进行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过苏联的侵略企图再明显不过。比较老沙皇不同的是,苏联凭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侵略的意图包装起来。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不自觉的成为了苏联的工具,成为了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继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苏联,在远东的头号争夺者是日本,苏联为了继续谋求在中国的利益,时而对抗日本,时而与日本妥协,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复杂,最基本的是:苏联的利益,通过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
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1 日)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三个处,第一是出版处,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城市散发。当时已经有十几个苏联共产党干部负责在中国工作。其次是情报处,在中国上海成立俄华通讯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第三方面是组织工作:“组织处在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力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将学生们组织起来。为把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开了一系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 8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几个学生的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就可能直接而积极影响学运动,并且引导他们朝着务实的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工作的方向发展。”注 4

后来这个“上海处”被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国际派出马林,在上海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现存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有马林在 1922 年 7 月,就他在中国的活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摘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魏金斯基同志(按:曾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六十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展开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陈同志在广东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1921 年 7 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的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工作。”注 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第 20 页、21 页中,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然后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经过:“去年年底,B 同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 B 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注 6
注释:
4、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 29-30 页。
5、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62-63 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1 年。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8+1年。

9、中共建党之后经费完全仰赖苏联

中共经费从何而来?1922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给中共钱的记载很多经过了苏联共产党人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好几个,在此基础上,再由马林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中马林的传记部份说,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这与另外一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的回忆一致。陈公博回忆道:“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在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林和吴廷斯基的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注 7

成立大会在上海市一共举行了一天,马林的报告就占去两个半小时,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见其主导地位。

作为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 1957 年在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回忆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其它同志。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斯基和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为总记。”后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特别是夺取了政权以后,起码亿万次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戏剧。
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主要从俄国。

在 1922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 1921 年 10 月起至 1922 年 6 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经费无疑。

现在再举出另外的例子。其一、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 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 年 12月,莫斯科,绝密)。项目:支持「向导」周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一百金卢布;总计每月一千金卢布,总计每年一万二千金卢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 年 7 月26 日,上海)……5 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镑,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 gong 受难的中国工人——一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 4--6 月的预算——一千五百美元;召开代表大会——一千美元。所有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秀同志信知,7-9 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注 7 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记载的数字也可以证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五章是「经费」,“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注 8 这好像是独立自给的政党,其实不然。这时候,中共有党员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党员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 1923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在会上做的报告,关于党的经费问题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仅不可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中共是由苏联派人操纵成立,再花费大量金钱养育,不用再举例。

其三、据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注 9 对照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原始文件数据,证明周佛海说的基本属实。
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这个党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马林的报告中说,魏金斯基一离开,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经费,就垮台了。


注释:
7、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 145 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8 页。

9、陈公博、周佛海着:「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第 33-34 页,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8 年。

10、中共最早党纲表明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

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现在看看在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里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其基本组成部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按:在本章中以下引用这同一书者不再另加注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的第一条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本党党纲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直至社会的阶级的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第一条中“革命军队”的提法肯定直接抄自苏共的文献,因为当时这十二个玩弄笔杆子的人,离“枪杆子”十万八千里。第一、第二条中完全是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在一切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是没有的。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是全民的革命,而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民权主义更与专政的概念格格不入。第三点主要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古代的自秦、汉以后,已经是私有制的天下,宋代更有张居正制订“一条鞭法”,将私有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由第三国际代表所主持制订的党纲、决议和宣言,都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在陈独秀等人长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否定以后,所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中共纲领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最后一条是与第三国际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比较含糊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也是如此:“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央组织应每月向第三国际呈报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国际设在依尔库茨克之远东书记处,并派代表赴远东各国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计划。”到了1922 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才明确起来,专门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全文如下,以便了解中共的性质: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这是中共一开始就听命于第三国际的铁证。

11、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


中国共产党由中国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是苏联的,指挥操纵也是苏联的。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采取那么多作为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第一条:“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目的的负担者。”

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
在这里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是“领袖”、“组织者”,对于各国支部要“指令”和“监督”,中共当然不可能例外。

这初期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反对加入国民党,提出的理由也颇有理论依据,陈在 1922 年 4 月 6 日,曾经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魏金斯基,反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而且武汉、长沙、北京,以及张国焘、蔡和森等重要人物都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 年 7 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反对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在有关的决议中,只是要邀请国民党“互商”。

但是马林带着莫斯科的加入国民党的指令来,于是 8 月在杭州西湖再次召开会议,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立即服从了更高的权力机关莫斯科苏共中央的命令。可见中共的隶属情况。

这种情况周佛海在「寒风集」中有一段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按:这是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妳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记,连他也不能够丝毫对抗第三国际,足见俄国对中共的绝对控制程度。

第三国际表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所领导的。1990 年,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崩溃,苏共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有许许多多文件都显示,共产国际完全是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工作的。关于中国部份的文件由三个德国专家和四个俄国专家选择出版,这些专家在“编者前言”中说:“众所周知,苏维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本集所收录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它档案文献充份说明这一点。”注 10 非常清楚,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为了苏维挨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以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为名,建立了第三国际。然后以第三国际为名发号施令,推行世界赤色革命,声称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首当其冲。

中国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基本动力都是民族主义,就连“五四文化运动”也是为中国寻找出路。但“五四”的文化运动却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诉求,即为了爱国必须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精神文化,只保留空空的躯壳。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以后成立,由中国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是苏联的,指挥操纵也是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了苏联利益在中国的直接代表者。在堂堂皇皇的意识形态掩饰下,作了许多只为“无产阶级祖国”服务的事情。

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够基本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的时候,采取了那么多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当然,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各种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中国的农民暴动,为了推翻旧有的政权,而只顾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根本不顾及民族的利益。例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他们成为了清朝入关的马前卒。而抗日战争还有更复杂的一层。

注释:
10、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 1 页。

12、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亲自书写的这第一篇公告,哪里有一点点抗日气息呢?哪里有一点点普通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为:只造国民政府的反,只从内部搞乱唯一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至于抗日,打倒了中华民国政府以后再说在共产国际确立统战策略以前,中共从来都是把推翻国民政府作为第一的政治方针。就是在“九一八”发生以后,中共的基本政治方针仍然没有基本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在 1931 年举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且做了结论讲话。总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其中心是清算李立三不尊重共产国际,从而确定“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他说:“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基本任务,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加以重复强调。中共「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的结尾两句是:“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注 1(本章以下凡是引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不再另外注释)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选的文件是比较含蓄的,有的太露骨的文件没有选入。但是在 1979 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数据」中,有在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 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认为日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基于这点,该宣言发问道:“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妳们是愿意生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于是号召:“妳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 gong,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注 2 并且指出这是“唯一胜利的道路”。这是要中国人只能够在日本人和中共的统治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现实生活中治理和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中共则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造反,首先予以推翻。这难道不是和日本侵略者并肩战斗吗?

又过了五天,9 月 25 日,中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署名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贺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这份重要文件也没有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由日本人编辑的「毛泽东集补卷」(三)中收入。

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公告原文将近五千字,只在很短的第一和第二段提到了日本,第一段只提到日本一次,说它占据了东北;第二段说责任在国民党;第三和第四段全在骂国民政府;第五段是用煽动性的文字号召士兵起来造反,全文是:

“士兵兄弟们!妳们受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妳们想想看:妳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卖命?如果说妳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就是妳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妳们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家?妳们的长官把妳们当作牛马,当作炮灰,要妳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拚着性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们!”

第六段是号召士兵加入红军,先打国民党,后打日本人,全文如下:“士兵兄弟们:妳们必须要另想出路啊!妳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妳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妳们首先把妳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妳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妳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妳们就创造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妳们就变成了工农兵的武装——工农红军。如果妳们住房地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妳们就活捉或杀掉妳们的反动长官,然后妳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士兵的利益,只能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

最后一段全文是:“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妳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着妳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啊!”注 3 这篇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亲自书写的第一篇公告,哪里有一点点抗日的气息呢?哪里有一点点普通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为:只造国民政府的反,只从内部搞乱唯一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至于抗日,在打倒了中华民国政府以后。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3 页、第 4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数据」 三),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年。
3、王明着:「王明选集」第四卷的 14 页,编者:本庄比左子,发行:汲古书院,东京,1974 年。

13、中共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认为日本侵略满洲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中共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根本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嘲笑这是谣言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国共产党在 9 月 20 日和 9 月 30 日,连续发表的两次宣言。这「宣言」现在常常被中国的宣传资料引用,作为中共主张立即抗日的证明。但是从来都没有引用具体内容。这内容在今天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主要是号召保卫苏联,至于打倒国民政府,是放在日本人之前的。

第一次「宣言」声明:“帝国主义强盗看得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掩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

日本进攻东北,苏联当然感到威胁,所以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为了要保卫苏联而和日本战斗,而不是为了保卫中国,作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的性质非常清楚。

最后一段说道:“正当受着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紧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镖,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

这里给国民党定性为:“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出卖民族利益”,要国民政府去抵抗日本军队是“梦想”,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屠杀民众的保镖”,因此,“只有打倒国民党”,“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全中国。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另外一个决议:「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更全面地阐述了其观点。该决议认为日本侵略满洲的主要背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寻求本国经济恐慌活动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的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中共在这里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苏联,因此必须消灭国民党政府,实行苏维埃式的土地革命,才能够有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具体的做法是,将民族的情绪都引导去消灭国民党的统治:“加紧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只有现在,才可以凭借出版不久的中共中央文件,弄清中共中央的基本企图,弄清楚中共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数天以后,中共就满洲事件发表第二次声明。这次两千多字声明的特点是,批判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对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并且进一步宣告:“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中共根本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还嘲笑这是谣言。

这种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而只有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的主张,根源于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学说,国共两党代表处于对抗矛盾中的两个阶级。

14、谁在与日本侵略者里应外合

1931 年“918 事变”后不到两月,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一个正式国家,“苏维埃”从俄文而来,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
1931 年 10 月 12 日,再次发表宣言。除了开始部份是分析所谓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国际形势以外,其余都是攻击国民政府,一再重复道:“不打倒国民党,我们就不能同帝国主义宣战,就不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更有甚者是,再次向全国发出罢 gong 罢课,用一切方式反对国民政府的号召:“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 gong 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把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这是和日本人并肩战斗反对中华民族。这些历史中共当政以后从来不提,因为中共不断篡改历史,把自己妆扮成为一贯的抗日者。
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第一号负责人王明的意见,也可以说明中共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不久,王明在「东北事变底意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中表述道:“在远东开始了帝国主义战争及加紧了反苏战争的危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整个共产国际,都不是什么奇怪或偶然的一回事。……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企图经过满洲、华北、上海等地去直接反对中国苏维埃区域,去进行反苏底战争……。”

这分析的不合乎常识之处在于,日本人为什么需要“经过满洲、华北、上海”到江西去消灭微不足道的中国苏维埃呢?王明所指出的任务,倒是反映了中共的真实主张:“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民众,在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周围团结起来,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坚决地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与武装干涉底危险,能够用革命的出路来解决危机——即是取得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底胜利——至少是在许多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底胜利,才能消灭战争和武装干涉底危险。”注 3这是那时候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基本思路,即要从根本上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够消灭战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哪怕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共仍然把现存的国民政府作为首先要打击推翻的对象。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 1931年 11 月 7 日——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正式成立。所谓“苏维埃”,俄文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将工农兵代表大会称作苏维埃,也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中华工农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常务主席有七人:项英、周以栗、曾山、邓发、张鼎臣、陈正人、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
这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有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国家机关、军队、发行货币的国家银行,还有国徽、国旗等等。在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
这个「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中的第二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土地法」共有十四条,是在“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以后,规定的各项政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 1927 年 2 月 7 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瑞金城北的业平,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管理与“共和国”以外的货币交换。货币上印有列宁的头像。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如下: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和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二)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这国徽和国旗的决定是在 1934 年,那时候长城抗战已经失败,华北已经在危急中。

15、中共完全为苏共利益行动
这些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只是为了苏联利益。从苏共立场说,是自然而然。但是,却要求中共也以苏联利益为第一而行动。中共本身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由中国人组成,怎么能够完全不顾本民族困苦,完全为外国服务呢?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最后一段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必须声明,它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这段宣言的不平常之处在于,提出了创造“永远和平”的任务,而“反对世界大战与国内的军阀战争”。那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呢?包括在“世界大战”之中,反对战争中的哪一方呢?显然故意回避,然后说,“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谓“和平”的障碍竟然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国民政府。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九篇文件(一共五十六页),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次“日本”,好像“九一八”没有发生过,更没有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在国民政府领导下联合抗日的任何声明或行动。之前在有关日本侵略的几次声明和决议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从来继续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
这就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无产阶级祖国,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刻所采取的态度。
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弱小的武力,在正面战场以血肉对抗日本侵略者以外,还要在江西与中共红军作不可避免的战斗。心腹之患不除,国民政府如何能够抗战?
不过中共的决议也并不是独立做出的,共产国际早就已经为它制订了方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 1932 年 9 月关于中国问题做出了决议。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决议规定其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给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一定应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列任务:更加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取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几点令人注目:在“白区”的反帝运动,首先是领导权,即中共一党的私利;扩大和巩固苏维埃、红军;提出了统一战线的要求,但是只规定中共在下层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就不包括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政府仍然继续推翻的政策。

以上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只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从苏共的立场说,是自然而然。但是,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也以苏联的利益为第一而行动。中国共产党本身虽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由中国人组成,怎么能够完全不顾本民族的困苦,完全为了外国服务呢?
可以说,从“九一八”开始,在苏共绝对统治和支配下的中共,不顾日本侵略中国的极为艰难的形势,不顾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所必须的全民抗战,而只按照共产国际“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指令,在 1931 年 11 月 7 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力量,而只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背叛。
这个在江西省的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后,陆续对国民政府展开武装和宣传攻击。在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自己国内,有一个旨在推翻自己的“国家”存在呢?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16、中共领导“一二八”抗战是编造的神话
中共中央 1934 年 4 月 20 日指示中,检讨“一二八”抗战中没有取得领导权。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只提出两点中共作用,即苏区曾募款一万多汇到上海开办饭堂养活罢 gong 人;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通电,欢迎他们抗战
这一段历史不仅仅被掩盖着,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着。过去的不必提及,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有良心血肉的知识分子,已经正面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于抗战的贡献,对于民族的伟大功劳的时候,对于中共此时按照苏共指令行事,仍然是讳莫如深的。而且在有的官方著作中,继续编造中共一开始就领导,或与国民党共同领导中国的抗战。
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提到“一二八”抗战说道:还在“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腥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己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总同盟罢 gong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持前线作战。注 4
这本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万字的巨著,比过去已经有相当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学术性,凡是有引文的地方,都在每一页的下面,注释出引文的出处。但是以上的连续三段引文没有写出处。查由中共中央档案馆编,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集」,从“九一八”开始到 1931 年年底的四百多页的文件中,完全没有以上的文字,而且没有为“一二八”发出的专门指令,甚至连“一二八”的字样都没有,而且这几条引文,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基本精神根本不符合,不知出于何处?

而且,引文中所说的中共领导了上海民众对“一二八”的直接支持,也不可考。因为根据刘少奇 1956 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从 1927 年起,中共地下党完全被摧毁,偶然存活的人,哪里还有力量领导呢?上海的「申报」等大报在“一二八”中的报道很多,读起来常常令人热血沸腾,可是没有一处提到了中共的领导作用;再查一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出版的各种回忆录考察中共的党史,中共中央早就已经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党也被完全破坏,最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江苏省委的秘书长刘哓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也离开了上海,他重新回到上海是在 1936 年 10 月;193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遣曾经和鲁迅关系密切的文人冯雪峰到达上海,才恢复了上海的地下组织,而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达到上海是在 1936 年 7 月。所以那之前除了隐蔽得很好的左翼文化人在有过极为隐秘的活动以外,中共与上海的此起彼落的救亡运动无缘。
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中共中央在 1934 年 4 月 20 日发出的一封秘密指示中,检讨在“一二八”抗战中,没有取得领导权:“上海战争中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给这运动以强有力的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以及没有夺得这防卫战争军事上的领导权。上海战争中的军事领导权,还保留在国民党军阀手中的这一事实,就形成了国民党有可能利用上海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件。”
显然中共领导“一二八”抗战是后来编造的神话。另外一个重要证明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的发言,他当然极力提高中共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用,他也只能够提出两方面说明,即苏区曾经募款一万多汇到上海,开办饭堂来养活罢 gong 人;另外一项就是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通电,欢迎他们的抗战行动。 见「王明选集」第四卷第 111 页)这时候中共的通电对象,只有“士兵”而没有“官”,“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应该打倒的,这是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对于十九路军的指挥官,王明在同一个发言中仍然是否定的,指名蔡廷锴、蒋光鼐二位将军领导了震动中外的“一二八”抗战,是“不得已的”。
注释:
4、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补卷」(三)株式会社北望社发行,东京,1970 年。

17、蔡廷锴严辞批判中共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三年的时间,中共的策略是三位一体,不可能有其它:「自从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党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



对照"王明选集"第四卷中,收录的他在中外"共产国际"第六期上发表的三点几乎完全一致,并且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尽力积聚一切可能的战斗力量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力求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保障有无产阶级的骨干,而且使这个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便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国民党。」

也就是说,由中共领导的所谓统一战线,是要先推翻国民政府,创造出抗日的必要条件,再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 251 页的白纸黑字不容篡改。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还没有出现以前,中共不可能有建立国内统一战线的主张。编造历史几十年,已经获利极多,现在不少原始史料逐渐见世,继续编造,就不容易了。
事实是,日军和共军在南北交相进攻国军:
在 1931 年,蒋介石所指挥的国民政府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灭红军,立即抽调部队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虚1931 年 11 月 14日,中央红军所属的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12 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陷湖北黄安;由于中共的策反成功,在江西的第二十六路军,两万多人在宁都投入红军队伍。注 6
1933 年的 12 月,以蒋介石、李济深为正副司令,率领卫立煌、胡宗南等部进攻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节节推进;由何应钦、蔡廷锴、罗焯英等部进攻中共的江西苏区,红军已经开始败退。但是 2 月 21 日,日军两个师团猛攻热河,3 月 4 日攻陷省会承德,北平、天津吃紧。蒋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调部队北上打日本,于是罗焯英部主力被共军歼灭,师长也被俘;4 月 3 日,共军攻陷新淦,从而控制赣江下游,威胁南昌、抚州,蒋介石于是立即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但是在南北夹击下,